「我希望父亲哪怕能告诉我一点，他在中国究竟做过什么。」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一处墓地，79岁的仓桥绫子站在父亲的谢罪碑前说。她的父亲大泽雄吉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曾在天津、北京、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1986年，大泽在病重去世前留下纸条，要求家人把谢罪文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

临终遗愿终刻谢罪碑文

纸条上写道：「曾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作为驻中国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仓桥表示，父亲曾告诉她，后悔自己当年作为宪兵参加了侵华战争，想要刻谢罪碑，却从未提及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立碑之事一度遭到伯父和哥哥的强烈反对。

1998年，在反对立碑的哥哥去世后，仓桥给侄子去信并征得同意，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一块碑，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大泽的遗愿终告完成。此后，仓桥多次前往中国表达父亲的谢罪之意，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每一处都给我很大的冲击」。

史料揭示宪兵镇压角色

为解开「父亲究竟为何谢罪」的疑惑，仓桥曾联系父亲在宪兵部队的一名前同僚，对方始终没有吐露当年的情况。她后来结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李素桢直言，日军宪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权力，仓桥的父亲可能做过不可言说的罪恶事情，所以才想谢罪。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日军侵华史研究。他展示了1940年日本陆军省审查通过的《作战要务令》，其中明确规定了宪兵的任务，包括保护军机、搜查间谍、审查通信和舆论机构，以及镇压所谓「怀有敌意的居民」；他还展示了一份标注「秘密」的关东军宪兵部队报告，记录了将一名「间谍」「特移送」，即送往731部队的处置方案。松野指出，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过程中，宪兵队充当了日军镇压当地民众的「爪牙」和「先锋」，是非常可怕的组织。

呼吁反省历史守护和平

在仓桥的印象中，父亲性情严厉，但有一次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关于侵华战争的节目流下了眼泪，说人分两种，一种人在被杀之前会大声哭喊着求饶，但还有一种人，即使到了被杀的时候，也会坚定地直视前方。仓桥坦言，日本并没有充分反省战争，学校的课堂上教师会讲授日军去过的一些地方，却不会进一步讲述他们在当地的所作所为。

如今日本右倾化加剧，「新型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仓桥担心谢罪碑会被人恶意损坏，决定今年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复制品。「从眼前消失的东西，也会从心中消失。我不希望这句话有一天会成为现实。我衷心希望，这座谢罪碑永不损毁，永立于此，揭示历史真相，守护世界和平。」仓桥说。（府右新闻记者张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