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求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就表明,人才已不再被当作科技创新的“配套要素”,而是与教育、科技相互嵌入的制度系统。从全国看,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超过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规模优势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三分之一左右,数字领域、绿色低碳领域的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需求之间仍存在结构缺口。规模与结构之间的张力,是地方人才工作的真实起点:不是缺人,而是缺“对的人”;不是缺政策,而是缺一套能让人才与本地资源发生化学反应的机制。人力资本理论也说明,人才的价值取决于其与什么结合、在什么场景中使用;人才集聚具有正反馈效应,也存在“马太效应”。中西部要突破的,正是在正反馈尚未启动时找到撬动循环的制度支点。宁夏人才资源总量已突破100万人,技能人才156.2万,高技能人才17.63万,这一存量规模支撑得起“以用为本”的策略,前提是人才配置逻辑从行政分配转向产业牵引。

一、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适配,把人才工作嵌入产业逻辑

人才之所以被称为“第一资源”,在理论上意味着人才与土地、资本的根本区别:土地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而人才的边际收益取决于它与什么结合、在什么场景中使用。全国人才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错配。在这种格局下,中西部如果沿袭“给待遇、给编制、全职引进”的路径与东部正面竞争,结果大概率是引才成本攀升而留存率有限。真正有效的策略是把人才工作的单元从“人头”转向“功能”:先厘清本地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人才可以撬动的,再决定用什么方式获取那一类智力。对宁夏而言,这意味着不必在“引多少人”上同东部比拼,而要在“用在哪里”上做文章,让有限的人才资源向产业最需要的环节集中。

这一转向的必要性,在东西部高校资源的悬殊差距面前显得尤为紧迫。据2023年全国“双一流”高校决算数据,西部“双一流”高校总经费仅为东部的27%;“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和“一流学科”建设点数,东西部之比分别为3.1∶1和6.6∶1。这意味着,西部地方很难依靠本地高校的存量知识生产能力来满足产业升级对前沿知识的需求。人才工作的起点,必须是一个结构性事实而非总量性事实:本地能够自主培养的,主要是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前沿突破所依赖的高端智力,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通过外部接口来获取。看不到这一约束,就容易把“重视人才”简化为“扩大引才规模”,而看不到真正需要建设的是人才与产业之间的接口密度。

深圳提供了一个从“接口稀缺”走向“接口密集”的参照。深圳建市之初高等教育几乎空白,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全国研发人员密度最高的城市。2024年,深圳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46.1万人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93.3%;全市各类人才总量700万,高层次人才2.62万人,920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的路径不是先建大学再引人才,而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让产业场景本身成为人才最密集的“接口”。当企业成为研发活动的组织者和人才评价的实际使用者时,人才与产业之间的匹配就不再依赖行政部门的逐人甄别,而是在招聘、合作、创业的日常过程中被反复检验和调整。对宁夏而言,这意味着“6+4”产业的头部企业应当被赋予更实质的人才工作主体地位,人才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从“给人才什么”转向“让企业用什么人、怎么用”。

二、以柔性方式突破地理约束,让外部智力与本地场景对接

浙江新昌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作为一个“无高校、无大院所”的山区县,新昌政府在北京、杭州设立科创人才飞地,企业自主设立异地研发中心32个,落实“飞地人才同城待遇”;2025年出台“全时双聘”方案,腾出本地高职院校35个事业编制用于引进双聘博士,落编在高校、工作在企业,促成联合创新团队5个。更具制度意义的是人才评价权的转移:新昌将高层次人才评价权下放给29家重点企业,实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企业按生产实际自主评定,政府备案认可,被认定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而非由政府逐人评审。这种做法的实质不是“给企业授权”,而是把评价标准从论文和称号转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宁夏已有类似探索:建成宁夏上海科创中心,10余家企业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飞地研发中心和孵化器,形成“区外研发、宁夏转化”的协同模式。下一步的关键,是把飞地从个别企业的选项升级为产业层面的制度安排,围绕“6+4”产业中技术瓶颈最集中的节点定向对接东部高校和实验室,让柔性引才从广撒网转向精准接口。

如果把视野拉到全球尺度,美国硅谷的经验说明“柔性接口”的制度含义远不止于地理上的飞地。斯坦福大学创业投资倡议的研究显示,1997年至2019年间美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初创企业中,约44%的创始人出生于美国之外。这些数字背后的机制,并不是硅谷“拥有”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而是它建立了一套让外部智力能够低成本进入、持续留下、反复合作的制度:移民签证、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旋转门、风险资本对失败的高容忍度,以及一个足够密集的同行网络。硅谷的“飞地”不在别处,它的整个区域就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柔性接口系统。中西部不可能复制硅谷的移民制度,但可以提取一个一般性原则:柔性引才的深度,不取决于签了多少协议,而取决于外部智力进入本地场景之后,能否找到持续发挥作用的角色和可预期的收益。

三、以成果转化效率检验人才效能,打通制度堵点

人才对经济的贡献不取决于论文数量或人才称号,而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变成产品、工艺或服务。陕西“三项改革”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参照:截至2025年9月,11万项职务科技成果实现资产单列管理,4.6万项成果完成转移转化,新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企业2820家,697名科研人员凭转化贡献晋升职称。这套制度的核心不是增加投入,而是解开成果转化中“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的权属和收益绳结。宁夏2024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已经在制度框架上破题:首次明确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完成单位,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其中80%以上可用于奖励对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这一奖励比例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之列。框架已经有了,转化效率则取决于中试能力和场景供给。宁东的中试平台、中卫的算力底座、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试验站,都可以成为成果从“样品”到“产品”的中间环节。把转化率而不是签约额作为人才工作的检验指标,制度设计才会真正指向效能。

杭州余杭的实践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转化效率”从哪里来。余杭未来科技城2011年挂牌时,注册企业仅593家,年营收203亿元;到2025年,注册企业增至8.5万家,规上企业总营收达12407.6亿元,人才资源总量突破40万,省级及以上领军人才从23人增至813人。更具制度意味的是其早期阶段的政策选择:2010年,未来科技城以研发投入审计代替年度考核,早期研发项目通过人才项目评审后即可获得经费与房租补贴,不设年度考核门槛。在一个企业尚处于投入期的阶段,如果政府以当年税收或短期产出作为衡量标准,绝大多数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项目都会在“摘果”的压力下被筛掉。余杭的逻辑恰恰相反:用制度把“耐心”固定下来,让人才和企业在最需要时间的阶段获得可预期的支持。这与新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逻辑在深层上是一致的:制度的功能不是替代市场去挑选赢家,而是降低那些尚未显现价值的人才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四、以工匠精神支撑制造品质,补齐技能人才的结构短板

高技能人才占比偏低,是制约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隐性瓶颈。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德国和瑞士分别有88%和超过90%的中等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者进入双元制方案,学生在企业与学校两个场景中交替完成技能形成,企业在训练中承担实质性功能而非仅仅提供实习岗位。技能不是靠学校单方面“教出来”的,而是在真实生产场景中“长出来”的。宁夏高技能人才17.63万,占技能人才约1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宁东的精细化工、银川的装备制造、中卫的算力运维恰恰需要大量能够处理复杂工艺和高精度操作的一线技能人才。制度层面的进展已经出现:宁夏建立“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评聘特级技师14名,400多名技能人才破格晋升技能等级,打破了技能人才等级晋升的“天花板”。更根本的路径是把企业生产场景变成培养场景,推广订单式培养和新型学徒制,让技能形成与产业需求同步迭代。

技能形成的区域差异,不能仅仅归因于“观念”或“投入”,它还与产业结构的性质密切相关。资源型经济的主导产业往往具有资本密集、工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特征,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量上和质上都弱于精细化工、高端装备、算力运维等知识密集环节。西部从资源型向创新驱动转型,在人才维度上首先表现为技能需求结构的跃迁:当产业从“开采—初加工”向“精细加工—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延伸时,对能够处理复杂工艺、理解系统逻辑、在异常情境中做出判断的一线技能人才的需求会急剧上升。宁夏石嘴山市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微观样本:这座曾以煤炭工业闻名的老工业城市,目前技能人才总量达13.2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04万人,建成各级高技能人才培育载体77家,并推行“师带徒”三年行动,将企业生产痛点转化为实训课题。石嘴山的做法不是孤立地“引才”,而是把人才培育嵌入产业转型的具体环节,让技能形成与新的产业活动同步发生。技能短板的补齐,本质上是产业升级的函数,而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产业场景独立完成的教育任务。

五、以制度稳定性替代政策激励的短期性,形成人才与产业的累积循环

人才流动的决策从来不是对单项政策的反应,而是对一个地方“可预期性”的判断。东部人才持续净流入,固然有薪酬和平台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里的产业生态提供了密集的职业机会和较低的试错成本。中西部要扭转人才净流出的惯性,不能靠加码补贴,而要靠降低人才与本地产业结合的交易成本: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是否清晰,飞地人才的身份和待遇是否可携带,企业自主评定人才是否被认可,技能人才职业上升通道是否真实存在。新昌把评价权交给企业、“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做法,本质上是用制度信用替代行政评审,让用人主体成为人才评价的第一道关口。宁夏如果能在“6+4”产业中选出一批头部企业赋予同等评价权限,同时把柔性引进专家、技能工匠和本土科研人员纳入统一的收益分享框架,人才与产业之间才可能从“一次性交易”变成“反复合作”,累积出别处难以复制的知识资产。

制度稳定性之所以比政策优惠更具决定性,还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来理解。人才在一个地方积累的知识,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化的:对本地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的理解、与特定合作者之间形成的默契、对区域市场和制度环境的熟悉。这些资产在别处难以完全迁移,它们的价值随合作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一个频繁变动的政策环境,会不断摧毁这类资产赖以生长的预期基础。当不确定性足够大时,理性的反应是缩短时间视野,选择“一次性套利”而非“长期嵌入”。深圳“孔雀计划”产生了超出补贴金额本身的效果,其制度意义在于向海外人才传递了一个关于城市长期开放姿态的可置信信号,并在持续遴选和配套跟进中形成了稳定的制度节奏。余杭将人才项目评审制度经过多轮迭代固化为可预期、能持续的机制保障,同样是在用制度的连续性替代个别政策的脉冲式刺激。

西部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最稀缺的恰恰是这种累积性。资源型经济的收益曲线是周期性的,价格上行时财力充裕、引才力度加大,价格下行时首先压缩的往往就是长周期的人才投入。而创新活动的收益曲线是累积性的,它的回报依赖于持续投入和反复试错,中断的代价远高于放缓的代价。202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扭转资源型经济的惯性,要求把人才制度从“周期性政策”提升为“跨周期制度”:评价权归属不随人事更替而改变,收益分享规则不因财政压力而回溯调整,飞地人才的身份和待遇具有可携带性,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的对应关系具有刚性。当这些制度特征稳定下来之后,人才与产业之间的“反复合作”才可能发生,一个最初依靠外部智力输入的区域,才可能逐步获得自我强化的创新能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但这个“本”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制度选择。在人才规模已有基础而结构矛盾突出的阶段,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是引才的数量,而是人才与产业之间的接口密度、转化效率和制度可信度。把柔性引才做深,把成果转化做实,把技能形成做细,把评价权交还给用人主体,人才第一资源的论断才能在区域经济的层面获得可验证的含义,西部从资源依赖走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也才可能获得持久的制度动力。李郁华(系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宁夏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党委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