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一句以身许国，隐姓埋名十七年

关键词：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再用一句“我愿以身许国”，把名字一藏十七年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先后执教山东大学、浙江大学。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61年4月1日，北京。刘杰与钱三强向王淦昌传达中央的决定：参加中国核武器研制，放下自己得心应手的基础研究，并且改名。54岁的王淦昌稍作沉思，当即写下“王京”两个字，只说了一句：“我愿以身许国！”从这天起，国际物理学界少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王淦昌，多了一个查无此人的王京。这个名字一藏，就是十七年。

他的科学生涯，人民日报客户端2021年的报道曾概括为“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第一次是在柏林。1930年，他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进入柏林大学，师从核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研究β衰变能谱。23岁那年，他向导师提出用云雾室探测一种贯穿射线的方案，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一年多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用类似的实验发现中子，捧回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二次擦肩发生在贵州山沟里。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四次西迁，落脚湄潭，王淦昌随校辗转，一边教书一边养羊补贴家用，研究没有停。当时物理学界一直探测不到中微子，他想出一个让反应生成物减到最少的方案，用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产生的单能反冲，来推断中微子的存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1942年1月登上美国《物理评论》。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这个思路完成实验，证实了他的预言，这项成果被认为是1942年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刊文回忆，杨振宁等物理学家评价这篇论文“极有创造性”，“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真正让国际学界记住这个名字的，是1959年的杜布纳。那一年秋天，在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王淦昌领导的小组用1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和自制的24升丙烷气泡室，从4万张底片中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有力证实了“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理论预言。当时有同行断言，他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苏联专家后来撤离中国时，也留下一句话：“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

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次年4月受命转入核武器研制，化名王京，进驻青海221基地，负责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69年，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就在原子弹爆炸那年12月，他还独立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后来被称为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与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多年后除夕夜的基地帐篷里，邓稼先端着酒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两人抱头痛哭。

1978年，71岁的王淦昌恢复原名回到北京，此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谈起消失的十七年，他说：“可以没有自己，但不能没有祖国。”荣誉陆续确认：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王淦昌位列7位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之中。从1930年柏林大学的实验室，到1999年的表彰名单，这个在论文署名栏里消失了十七年的名字，回到了它本来所在的位置。（香港府右新闻·《时代风云》栏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