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形象屡遭克隆标识却成挡箭牌

眼下，AI生成的视频越来越让人真假难辨，甚至有人利用AI生成明星、名人视频直播带货，甚至诱骗消费者。此类案例已非个例，而被侵权者真正维权成功并获得赔偿的案例却不多。

近期，演员吴越在社交媒体发声，怒斥一个账号用AI克隆她的脸和声音卖货。根据网店销售记录，这款产品已经卖出16000多套，粗略估算销售金额超过130万元。吴越表示，她不会选择沉默，准备走法律途径维权。此前，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声音被克隆去推销土鸡蛋，知名医生张文宏的脸被合成进深夜直播间卖蛋白棒，演员王劲松的形象被冒用成理财广告代言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对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案件进行梳理后发现，近八成涉诉案件为肖像权侵权纠纷，构成当前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主要类型，被侵权者以模特、影视明星、网红博主等公众人物为主。相关案件显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已日益呈现由民事侵权向刑事犯罪演变的态势。

AI侵权事件不断增加，受害者维权却困难重重。吴越发现侵权视频后，因投诉效率太低，最终选择在社交媒体发声，发文后不久侵权视频才被下架。演员温峥嵘去年4月在个人账号上置顶视频打假，假冒账号却不断出现，她曾感慨自己很难证明是自己。今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直指案件审理中的事实查明难、行为定性难、责任认定难。

侵权成本低至不计维权成本高昂

去年9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开始施行。一年多过去，绝大多数AI视频都增加了标识，但新问题随之出现：近期多个涉嫌侵权的AI视频都带有含AI生成内容提示，标识反而成了侵权者的挡箭牌。有评论指出，AI标识只是给技术贴的标签，绝不是给侵权发的通行证，视频是否侵权、内容是否真实、使用是否合法，平台和商家对内容的审核不仅不能减少，反而应成为第一道防线。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观察到，AI侵权主体已经从专业技术人员逐步延伸至普通网民和市场经营者。在北京一家大模型公司，技术人员只需上传一张肖像照片和一张产品图片，再输入一段描述文字，5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条既有台词又有配乐的完整产品介绍视频。这家公司的技术人员表示，平台通过模型识别和人工审核，会对明星名人等形象的生成请求设置限制。国内主流视频大模型也普遍明确禁止生成明星、公众人物等未授权的真实人物肖像视频。然而，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仍有一些店铺承接付费定制业务，有的商家表示什么明星都可以做，还有的表示只管制作、不管法律风险。

专家指出，侵权成本已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维权成本却高得让人望而却步。不只是吴越，许多人在发现形象被冒用后，都面临复杂的投诉流程，有时甚至要先证明我就是我。即使视频被下架，过不了几天，类似的视频又会换个马甲重新出现。若走司法途径，还要固定证据、做相关鉴定，等待数月，所得索赔甚至难以覆盖投入。

新技术也在带来新的风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公布一起案例，两名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收集他人照片，通过AI生成点头、摇头、眨眼等动态视频，再通过篡改相机数据，突破购物平台的人脸核验，盗取账户内的个人信息。该案说明，AI换脸技术滥用已经开始破坏社会的信任秩序。

最高法新规降低举证加大惩处力度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针对AI换脸拟声、AI幻觉侵权、网络开盒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针对受害者收集证据难的现实问题，意见明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审查证据保全申请，进一步降低当事人的举证难度。

意见还进一步明确了肖像认定中的可识别标准，即使AI合成的肖像与本人存在一定差异，只要一般公众能够识别出这是某个特定自然人，也应当被认定为使用了其肖像。在加大违法成本方面，意见明确，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退一赔三。

法律需要不断完善，平台责任也需要强化落实。在民法典避风港原则下，平台目前只需依循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事后补救，但在AI生成门槛不断降低、短视频内容海量传播的当下，事后补救已经不够。专家建议，在强化标识显著性和提示位置的同时，还应探索人脸授权信息核验，核对人物与所推荐商品的授权关系，及时处置明显侵权内容。今年9月30日部署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也要求平台不能因为加了AI生成等标签就放松内容治理。

无论AI怎么发展，都不能以侵害别人的权益为代价，更不能让造假的人占尽便宜、让受害者独自承受代价。从法律和规则上补上漏洞，为AI发展规划安全底线，推动平台切实负起责任，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府右新闻记者艾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