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承办这一亚太地区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是首次落址经济特区。中国体改研究会原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资深副理事长李罗力接受专访时指出，深港协同尊重两地制度差异，把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对制度异质性突出的亚太地区具有直接参照意义。

解析深圳承载能力

在李罗力的研究框架里，制度创新能力、完整产业生态、数字治理能力、城市可持续治理水平、长期亚太经贸共生关系，五个维度相互赋能，共同构成深圳不可替代的综合承载力。

三届主办城市的议题变迁构成一条清晰线索：上海会议聚焦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北京会议重在推动亚太自贸区愿景落地，深圳会议则把坐标移向数字、绿色与规则。

深圳的综合承载力有着具体刻度。46年前，深圳是人口约30万的南方边陲小镇；至2025年末，常住人口超过1824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8万亿元。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3.23万亿元，占全市外贸总额69.5%，位居内地城市首位。

复制推广改革经验

李罗力表示，深圳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一次性政策优惠，而在持续自我革新的制度能力。经过40余年探索，深圳已完成从政策特区向制度型开放高地的跃迁，从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创新与跨境制度协同，这是亚太经合组织选择深圳最核心的制度逻辑。

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深圳制度型开放的标志性实践。依托清单式批量授权改革机制，深圳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改革、空间资源统筹、科技体制改革领域系统突破，破解传统改革碎片化、单兵突进的弊端。

截至2025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分3批次向全国复制推广深圳48条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2025年6月，中央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为制度型开放提供顶层政策支撑。截至今年三季度，前海深港合作区有11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李罗力说，最能说明成效的是外部认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推出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试点经验，已被亚太经合组织收录为区域贸易便利化最佳实践，这意味着深圳的开放已从被动对标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共建。

适配亚太数字规则

谈及数字治理，李罗力提出，在全球数字规则博弈当中，深圳正在走出既非简单接轨既有机制、也非另起炉灶的第三条道路，核心经验是“顶层法定规则不变，但接口可变”。

他解释说，深圳不改动内地实体法律规则，通过线上合规服务平台、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跨境验证基础设施、亚太合作枢纽等各类适配接口，实现面向亚太企业的制度适配。前海已落地广东自贸区首单负面清单数据出境业务，新设立的亚太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承担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等开放式枢纽功能。

针对外界关注中国是否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跨境隐私规则体系，李罗力表示，这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跨境隐私规则以企业自愿互认为主，我国则依托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事前评估加事后监管的制度，两套机制根源均来自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九项原则，核心方向应推动两套规则互通互认。

打造治理沙盒城市

谈及人工智能治理如何落地，李罗力判断，开展具体合作项目将是最先取得突破的方向。亚太经合组织属于非约束性合作论坛，各方安全观念分歧较大，短期内达成统一规则、建常设机构并不现实。

他说，深圳的优势在产业侧，这里有终端、有机器人、有传感器、有算力、有应用场景，凭借这些优势，深圳有望承担“具体项目加技术标准”角色，打造人工智能治理沙盒城市，公布场景开放清单，建第三方评测能力，承接成员经济体技术援助与联合项目。

对于深圳成熟的“商、关、汇、税、贷、保”六位一体跨境电商监管链条，李罗力指出，这套模式把跨境电商不可控风险转化为可计算经营成本，为中小商家提供经营确定性，但目前仍属区域公共产品原型，要真正面向亚太输出，还需拆解为标准化可复制模块，形成多语种工具包，推动区域成员共同参与治理评估。（府右新闻首席记者张朝登）